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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二甲班,杨老师

我的初中时代,是在己略学校度过的。那是1978年的事情,当时,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结束,国家调整了工作重点,恢复了高考制度。教育,是当时的重中之重,是百废待兴的突破口。 十四岁的我,仍然懵懵懂懂的,学习成绩不好,调皮捣蛋,喜欢打篮球,会骂人家娘,还常常做出一些让老师哭笑不得的事情。 尽管如此,当时的己略学校,已经很快地跟上了国家教育政策的节奏,脱离了“半工半读”的束缚,走上了正规的教学道路。老师队伍,出现了“教学热”,全校的学生,也在老师的带动下,形成了一股“认真学习”的校园风气。 我是住校生,学校为路远的学生提供宿舍,分文不取。宿舍就在学校的篮球场边,而学校的办公室,在宿舍的正对面。每天早上六点四十,钟声便“当,当,当”地响了起来,那是“起床铃”,住校的学生和老师,必须在铃声响起来之后,按照作息时间,马上起床。因此,学校,连同周围树上熟睡的山鸟,是从早上六点四十开始沸腾的。 真想多睡一会儿,但实在是不行,有查岗的老师,监督这件事,同学里面,也有喜欢恶作剧的,如果到时不起床,他们会扯下我的被窝,打我的屁股。所以,我总是慌慌张张地穿好了裤子,然后,跳下床,拿着牙膏,牙刷,毛巾,走下一段小斜坡,去河边洗脸。 洗脸的时间不能超过二十分钟,因为到了七点钟,大家集合,排队,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喇叭音乐,在学校的篮球场上,做广播体操。广播体操虽然说不是我们的“必修课”,但我们都喜欢做,老师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,清点人数,或者布置一些事情。随后,老师办公室的灯光亮了,中学部教室的灯光也亮了。大家各就各位,老师办公,学生自习…… 初二分甲班和乙班,甲班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好,而乙班学生的体育总是领先。我在甲班就读,我们班教室的右边,是篮球场,是宿舍,不远处,还有一座山,山,并不陡峭,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,路上,有不规则的石板,拾级而上。据说翻过这座山,便可以通往小溪,后到达吉首。山路上,虽然杂草丛生,但却是我上课的时候,思想开小差,好的看点。阳光下,小路两旁山风徐徐,常看到有许多鸟儿,蝴蝶,蜻蜓在路旁的野草山花间,嘻戏唱歌,也常常看到那些喘着粗气,背着行囊,在匆匆赶路的行人。 我的个子比较高,上课又喜欢开小差,老师便安排我坐后排,而且是靠窗口坐着,同坐的是来自龙堡寨的龙腊胜同学。每天早晨,太阳透过玻璃,照着我幼稚的脸。我常常很顽皮地与太阳对视,直到眼花缭乱,败下阵来,才扭头去听老师讲课。全班四十五个学生,只有我和胡小霞同学是汉族,其他的,“叽叽咕咕”一律讲着苗话。不过,我习惯了,苗话很缠绵,很流畅,乡土气息浓厚,常听苗话,有一种亲切感。我的前排,是吴玉蓉和龙凤莲两位女同学,吴玉蓉同学是己略村的,她的成绩特别好,每次考试,成绩在班里都名列前茅。还有,她们两,都拖着一条又大又黑的辫子,乍一看,使人想起大清王朝,想起长袍马褂,想起拱手礼,想起努尔哈赤…… 班主任老师姓杨,叫杨菊珍,教我们语文,是个矮个子,微胖的女人。她总是仰着头走路,而且,身体稍微后翻。由于个子矮,在黑板上写字时,显得有些吃亏,免不了会踮起脚跟。她永远很准点地赶到教室,手里端着厚厚一叠学生作文本,作文本上放着一个小方盒,盒子里全是一些粉笔,白的,蓝的,红的都有。她与别的老师不一样,别的老师,多来自己略乡,讲课时,苗语和汉语混着讲,她是吉首人,抑扬顿挫,全是不折不扣的吉首话。她走上讲台后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用眼睛扫视教室,清点学生人数。确认没有旷课的学生以后,她才开始打开书本讲课。 我的语文成绩糟透了,老师又总是不放过我的一丝一毫马虎,看到老师,我烦。因为我的作业潦草,总是不愿意按照她的意思,做完该做的功课。而老师也看我不顺眼,她常常抱怨我学习不努力,朝三暮四,心猿意马。她说:“昌满啊!光阴寸金,青春不再,真的是过了这个村,就没有这个店了,你就不能加把油?漫漫人生路,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没有文化知识的人,相当于缺了一双手。这样下去不好,后果不好,我们伤不起,输不起,赔不起。 我烦透了,我真的不喜欢她的播放机一样的喋喋不休,但我也不得不承认,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,我还没有遇到一位不会喋喋不休的老师。喋喋不休是老师们的通病,是老师们的职业,是一种大自然以外的阳光雨露。没有老师的喋喋不休,我们只能是一群信缰由路的野马。 我总是希望礼拜六的快点到来,礼拜六只上半天课,而半天里面的半天,已经是早就坐立不安了。我策划着,或者请假,或者找个理由,在还没有放学之前,一走了之。因为,龙堡寨河两岸的稻田里,泥鳅特别多,我下稻田翻泥鳅的技术又是那么的好。家里的生活总是差得不得了,每天除了白菜萝卜也就是白菜萝卜了。因此,父亲看到泥鳅,往往想的是准备一些酒,美滋滋地吃上一顿,然后天南海北地讲一些过往的事。他根本想不到,这泥鳅,有我在老师面前撒谎的成分,是旷课的成果。 但班主任老师不放过我,我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,成了她的“肉中钉,眼中刺”,在她的眼里,我的一举一动,就像算盘上的那颗颗算珠一样,她看得清清楚楚。她不允许我随随便便请假,就算是家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,还得让我父亲亲自去跟她说明情况,说上一些好话,陪上一些笑脸。不然,我休想…… 她总是找一些课外书籍让我去读,总是指定一些课文让我去背,比如毛主席的《沁园春,雪》,高尔基的《海燕》,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,高玉宝的《我要读书》等等。我承受着,忍受着,真想放一把火,放一把通天大火,把这些文章通通烧掉。但老师却有老师的把握,老师说我口齿清楚,普通话标准,朗读课文有板有眼,像个播音员。背地里,老师还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提起我,她说:昌满这个学生,看到好的文章,眼睛会发亮,是个有潜力的苗子,我该怎样才能够让他静下心来,好好学习呢? 我在不知不觉中,改掉了潦草作业的习惯,写完了,还得前前后后仔细检查,因为字迹的少量潦草,往往会带来大面积的返工。老师一丝不苟,在学习这个问题上,老师不怕得罪人,她有的是时间“奉陪”我。 老师说:“汉语,是世界上古老,优秀的语言,其表达清楚,形象生动,是不可多得的语种。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,在说汉语。对此,作为中国人,我们深深感到骄傲。我们现在所学的语文,就是指语言和文字,同学们,你们不但要学习语言,还要学习文字,每个汉字的读音,偏旁部首,笔顺,意思都要搞清楚,记明白。看好了,比如说这读“虚与委蛇”,这读“余勇可贾”,这读“窈窕淑女”,这读“暴虎冯河”…… 关于“凹凸”这两个字,我也想说一说。那一天,老师一开课就开始讲解这两个字的笔顺,她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,要同学们一笔一划地跟着学,写了一遍又一遍,下课前,还临时抽查。我是她重点“看管”对象,有时候,在去学校食堂的路上,或者在教室的走廊上,碰上了,老师也会问起这两个字的笔顺,随便,还提一些问题,相当于临时考试。 她说:“昌满同学,你的‘我们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苦瓜’一句,写得好,有农民味道,希望再接再厉”。 她又说“老弟,写作文是一种学习,一种涵养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请注意观察生活,仔细体会,看到什么写什么,想到哪里,就写到哪里,你的条件比较好,其他同学是苗族,有语言障碍,可你没有。 她还说:“满哥,你的作文又进步了,姐姐我可高兴了,下周,我要把它刊登上初二班的学习栏,让同学们共同分享”。 她甚至还说:“小杨同志,勤奋与不勤奋是有区别的,你看,有很多的词语你都用得很巧妙,说明你对这些词语的理解,很到位……” 1978年4月21日,礼拜五。老师照样给我们上课,那天她讲解的课文是《三元里人民抗英》,她要求大家,首先把课文从头到尾高声朗读一遍,熟悉熟悉里面的句子,然后,她才开始讲解。 课文的第一句是:道光二十一年初五辰刻,夷船由……登岸。她问:“从写作习惯上来讲,‘道光二十一年初五’就可以了,可作者为什么还要在这句话后面,加上“辰刻”两个字?同学们面面相觑,都回答不上来。老师要同学们好好想想,仔细体会这两个字在这句话里的作用,有感受的同学,可以举手回答。 通往吉首的那条山路,有几个“花姑娘”在与小伙子开玩笑,小伙子用小树枝在轻轻敲打姑娘的头,姑娘急了,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往小伙子的口袋里贯,然后,姑娘开心地笑了。她们穿得花花绿绿的,有时候你追我赶,有时候也推推揉揉……瓶子里面的菜,我早就吃完了,其实也早就吃腻了,每天就是酸菜酸菜酸菜,真的比那“苦行僧”还“苦行僧”,早点回去,去稻田里捞一把,运气好的话,今天晚上的菜,可就是肥溜溜的泥鳅了。父亲说过,泥鳅要和干红辣椒,大祘,生姜一起炒,那才好吃,油,必须放菜油,菜油才香。还有,我该怎样去忽悠我父亲,让他多给我一些零用钱,哪怕是一毛两毛都好……唉哟!怪了,我平常开小差总是躲不过老师的眼睛,今天,我怎么就这么聪明,东张西望的,老师都没看见…… “同学们,这句话,加了‘辰刻’两个字,效果就不一样了,第一,它加重了语气,画龙点睛,使语言生动起来,第二,表示作者对这个国恨家仇的日子的念念不忘,第三,它强调了这件事的真实性……,同学们想一想,是不是这样?”老师一边用教鞭点击着黑板上的字,一边不紧不慢地提醒着同学们。 同学们很整齐地回答:“是的。” “好,同学们真棒,那么,顺着这条思路,同学们还可以总结出其他的感受吗?比如……”老师看时机成熟,要同学们接着思考,这两个字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…… 下课了,老师要同学们按照顺序,一个一个地上台领作文本,每个同学领到作文本时,都会收到她的一句话,老师微笑着说:“行,你真行”“好,你好极了”“加油,你是优秀的”“恭喜你,我早就看出你不一般”……轮到我时,老师对我说:“昌满,这节课,你的思想又在开小差了,我实在拿你没办法啊!也……也……也不知道将来你会不会忘记老师,可老师,永远不会忘记你啊!” 又回到礼拜一了,但是,上课的语文老师换了,不是杨老师了。 听说,杨老师的丈夫在贵州,是某国有企业的外语翻译,杨老师是因为工作需要,经相关部门协商,作了相应的工作调动。也有人告诉我说,杨老师是快要当妈妈了,提前请假……哎!那我就弄不明白了。我知道,贵州那个地方,路远山高的,很落后。我还知道,柳宗元说过:贵州很偏僻,很穷,“黔无驴”。我真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要撇下我们,去那陌生的,天涯海角一样的地方去,我更不知道,我对老师的依赖,眷恋,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归正常。到后来,我常常想方设法打听老师的具体消息,可在贵州,我又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就这样,一直不知道杨老师的下落。 生命中,总有那么一些风景,让人流连忘返。生活中,总有那么一些人,让你念念不忘。几十年后,青春早已一篙远去。当我走出调皮捣蛋的怪圈,当我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,当我的事业有所成就,当我的儿子又在我面前,重复着我当初的错误的时候。我便常常想起杨老师来,我觉得,杨老师是个好老师,特别是在我学习的问题上,她尽心尽力。是我自己不努力,不争气,辜负了她的期望…… 我有写字的习惯,用记号笔写字,算是“老年书法”,因为记号笔用起来比毛笔方便。每次,当我在废纸上,反反复复写上“凹凸”两个字的时候,我那顽皮的儿子就会对他妈说:“妈,你看爸爸,默默无语,又在写写画画,准又是在想他的初中二甲班,想他当年的那个杨老师了。”我说:是的,儿子,你说对了,爸爸是在想初二甲班了,爸爸是在想念杨老师了。 谨以此文,在2017年“三,八妇女节”到来之际,献给己略中学初二班的全体女同学,献给现在不知身在何处的杨老师……